十年，再见杨德昌

看了桃园电影节十年再见杨德昌访谈录，说不出的五味杂陈，杨导电影看过几部，牯岭街，一一，都已封神，不用我再赞叹，麻将确实也如他所言又小又猛，沉醉于电影，感慨导演是个太牛逼的艺术家，但是看了访谈，真的最大的感受是心疼！就是姜秀琼所说，太心疼导演了，全部的喜怒哀乐都来源于电影创作，没有自己的生活，朋友的不理解，合作者的跟不上，让他极度焦虑急躁，几乎每个人访谈中都会提到被他痛骂跟他冲撞然后离开他的经历，看着又痛心又好笑，这该是一个多么真实生动有趣的人，也许有大才之人注定孤寂于世，其实只要做他的观众，就是最幸福最持久的关系，看到他描述的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画面一一呈现在大荧幕上时，才知道他生来就是拍电影的，就是要用画面来把观众的心戳中戳痛的，只是再也看不到杨导的下一部作品了……愿您在天堂依然纵情沉醉于电影创作带来的极致喜乐！

1945年，美军与苏军会师柏林。

宴会上，巴顿将军举起酒杯，对朱可夫元帅说：“你这个混蛋！”

朱可夫大怒，回骂道：“你才是混蛋！”巴顿大笑，“好！让我们为混蛋干杯！”

在某些领域里，混蛋从来不是贬义词，他们往往比英雄更受欢迎，他们真实不羁，规则于他们都是用来嘲讽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混蛋是，你我心中永远的，杨德昌。

杨德昌（中）与侯孝贤（左二）

陆川说，《牯岭街杀人事件》是照亮我们黑暗青春的一盏明灯。

马丁斯科赛斯在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说，诚实的说，你的电影，在所有层面上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感动。

杨德昌是杉姐的电影启蒙老师，学习电影十年，至今仍无法忘记那4个小时颠覆世界的昏暗观影时间，《牯岭街 》像一扇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大门一样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电影。

他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传达出了一个“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无限空间。

2017年是杨德昌的十年之祭，桃园电影节播出了一部纪念杨德昌的最新纪录片。

《十年，再见杨德昌》

豆瓣评分9.4。

《十年，再见杨德昌》采访了当年与他共事的兄弟和受他影响的后辈，这些人的名字至今在台湾电影届甚至世界影坛都十分重要。

他们是：柯一正、小野、余为彦、杜笃之、张震、陈湘琪、魏德圣、陈希圣、陈博文、陈骏霖、虞戡平、唐从圣、鸿鸿、姜秀琼、王维明。

整部纪录片没有杨德昌电影影像的回忆，杨德昌的自画像印在窗子的玻璃上，给人一种平静之感。

也拉开了他与我们的距离，是的，他始终如一个观望着。

杨德昌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代的张震

本应是伤感和严肃的采访氛围却因为大家讲到杨德昌导演在片场的往事而变成了“杨德昌吐槽大会”。

杨德昌在片场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个人，不要再出现了！”

杨德昌的御用录音师杜笃之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安慰发脾气的杨德昌。

张震说，年少时在现场常常被他吓到，杨德昌总是先摔帽子、再摔对讲机。

《牯岭街》中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杨德昌经常是三字经、五字经的骂。

《独立时代》中的女主陈湘琪说杨德昌是片场暴君。

中影企划组长小野说起还是新人时期的杨德昌，面对前辈依然天天摔东西、大骂中影体制。

以致于当记者问到魏德圣当时在杨德昌剧组的工作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被骂”。

记者：你有没有给他骂过？ 魏德圣：没有一天是不被骂的。

第一次见杨德昌时，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很好。

高大、帅气、笑眯眯的温和长辈。

张震说杨德昌的穿着打扮很特别，阿玛尼的经典款眼睛、49ers的帽子、eagles football 的夹克。

一句话：“哇，帅哥”。

杜笃之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05年的冬天》这部电视剧中，他的第一反应是：“哇，一个很高大的男生”。

（说到这里，杜笃之眼睛都亮了）

但是，这些所有的好印象全部都在这些人看到片场的杨德昌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进入到拍摄期的杨德昌是这个样子：

吹毛求疵 一点点不如他的意就生气 摔对讲机 然后骂三字经 然后连路人都要骂

所以，和杨德昌拍过戏后的魏德圣惊喜的发现传说中的那个杨德昌导演终于回来了。

2000年，《一一》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把生命的诗篇透过电影传颂吟唱”，他也因此摘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奖杯。

2007年，杨德昌获得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其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台湾社会的手术刀”。

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评价他：杨德昌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这早已被公认。他是世界级的人物，他的艺术成就让所有人都骄傲。

《光阴的故事》拉开台湾新电影的序幕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标杆式的人物。

台湾新电影出现之前，台湾新闻局重新规范了电影尺度，制定电影分级制，文学和电影都有了松动的土壤，渐渐走出逃避主义的庇荫。

电影一改往日的假大空，开始记忆历史、抒发真实情感。

再加上80年代初期台湾电影类型不振、制作粗糙、格调低下，许多电影工作者都感到了台湾电影正处于危机时刻。

当时的中影十分缺人，十几年没有新人。中影这样的官办机构也在努力寻求变革。

电机工程专业出身的杨德昌在美国工作了7年后回到台湾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杨德昌，1976年）

中影大胆启用新人杨德昌、陶德辰、张毅、柯一正来担任导演，拍摄了四段式故事片《光阴的故事》，就此拉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

小野第一次见到杨德昌，就是因为拍摄《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本来是陶德臣写好了故事报到文公会的，讲台湾50、60、70、80年代各一个故事，但选中后小野选择尊重导演，故事可以不要，重新来过。

杨德昌当场就表示自己当然不要，他说我只要一个第一次来月经的女孩带着一个比她还小的弟弟就能把故事讲清楚。

小男孩带一个圆圆的眼镜，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小男孩和杨德昌小时候一模一样。

《一一》中喜欢拍人背影的小孩也是这个模样，所以在他的电影里永远有一个小杨德昌，一个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小孩的样子。

拍完《光阴的故事》之后，影评人焦雄屏、黄建业张昌彦立刻在报纸上毫不留情的给四位新人导演打分数，结果杨德昌的短片《指望》各项指标全部拿了第一名。

那种“少女怀春”以及孩子对成长的渴望在他的镜头下格外细腻。

杨德昌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挑战权威

从《海滩的一天》开始，杨德昌第一次挑战中影，所有制度他都不要，例如他提出不用中影的摄影师。

中影高层当时为此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大致内容就是“开玩笑！大导演来我们中影都要用我们的摄影师，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拍个四分之一电影，就这么屌”。

大家把杨德昌从开始骂到结束。

但最后的结论是，小野接到当时中影经理明骥的电话：“小野，如果他（杨德昌）再坚持，换人。”

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杨德昌太有才华了，不管多难搞都要搞定他。

和他工作后，我们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拍摄现场

拍摄《恐怖分子》时，小野担任编剧，他在《十年，在见杨德昌》的采访中回忆，杨德昌经常是半夜去按他家的电铃，以致于《恐怖分子》把他们拍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而杨德昌半夜去按别人家的门铃居然不是因为工作，换完了咖啡厅的每一个位子居然不是因为气氛不对，仅仅只是想找人发泄下不好的心情。

小野写了很厚的一摞信痛骂他，大致内容是：

杨德昌，你有一种病叫小飞侠并发症，想得很多，要出手的时候开始犹豫，找各种借口退缩，谁跟你合作谁倒霉，你害死我了，你害死我在中影的信任度了，你等于害死我们全部的制度......你都怪别人不怪自己吗？

寄信之前小野先把信给吴念真看，吴念真说：“不要寄啦，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谁，他不会有错，都是你错，你寄给他他只有更恨你”。

结果，收到信的杨德昌打电话给小野时只说了一句话，“你的信我看了”，之后电话那头传来的就全是杨德昌气到发抖的声音。

这封信后，杨德昌再也不找借口了，他说：“拍啦，《恐怖分子》啦”。

拍完《恐怖分子》之后，他非常不满意，一直骂人，说自己就是妥协后拍的，就是没有准备好，虽然《恐怖分子》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

虽然小野一直说杨德昌有小飞侠并发症，但在五年后看到《牯岭街》后，他原谅了杨德昌，他才发现不是杨德昌的错，而是整个台湾的大环境跟他合不来。

《牯岭街》用了2000多万的资金，在当时是大制作了，因为当时的电影能拍到800万的已属罕见。

杨德昌为了拍戏效果，常常不择手段。

张震说，当年拍摄《牯岭街》，有一次刚到片场他就被导演大骂，然后要求面壁思过一小时，14岁的他吓得浑身发抖，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导演叫出来拍戏，那场戏刚好就是要张震当时的那个状态。

在杨德昌公司工作的人，每个都必需是全能选手，你是副导演也是木工，导演组身上挂的枪、抹布、铁锤、刨刀、电钻，DIY的高手。

拍《一一》的时候，开场的戏是气球忽然破掉，杨德昌的剧组里，导演组、道具组每个人都在玩气球，因为大家都在想怎样控制气球。

以上这些干货，全部来自于《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被访者。

这些被访者中，最懂杨德昌的恐怕要数杜笃之。

杜笃之参与了杨德昌的每一部电影作品。

从《光阴的故事开始》第一次见面。

杜笃之因为对陈旧的录音技术不满，尝试新技术被老师傅修理，却得到了杨德昌等人的赞赏。

他们如所有知音一般很快找到了默契。

两人经历了电影事后配音到同期录音的变革。

而《牯岭街》是杜笃之第一次使用同步录音的作品，很难想象之前的观众连林青霞、甄珍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过。

当杜笃之还籍籍无名的小辈时，杨德昌点名每部作品都要由他来录音。

杜笃之回忆说，杨德昌格外重视电影的技术细节，这在之前的导演是没有过的。

这些细节也正是杜笃之想做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快就很合。

两人半夜开车上山，只为录一条车子开过的声音。

《海滩的一天》在日式的房间里，杜笃之当时为了录音想要搭一块很大的地板，以杜笃之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别的导演不可能答应他的要求的，但杨德昌答应了。

《牯岭街》中，冰店堵人那场戏，杨德昌和杜笃之自己制造降雨车，让整个小公园下雨。

杨德昌和杜笃之在一起，知音相遇，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

有人说他在片场经常骂人、经常发脾气，很多人跟他合不来。

但杜笃之认为，和一个不平凡的人用不平凡的方式拍电影，才能拍出好作品。

讲到两个人最后一次通电话约见面，杜笃之眼含热泪非常遗憾没有去见杨德昌。

《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最后一集的被访者是魏德圣，他曾怀着对杨德昌的无限崇敬在学生时代就去到了杨德昌的公司。

在这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杨德昌的司机，第一次载杨德昌，魏德圣满身是汗。

后来，魏德圣因为剧本获奖受到杨德昌的关注，开始在杨德昌的剧组做助理导演。

结果很多人因为时间问题离开，他莫名其妙的变副导演了。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哇，完蛋了！

因为当时的技术组全部都是杜笃之一样的国际级大牌，但是制片组、场务组、导演组、道具组全部是一群新人。

魏德圣就带着这一群毫无电影拍摄经验的人和这群国际组的人对接，杨导在现场飚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情况最糟糕的一次，杨德昌搬起椅子差点要打魏德圣。

但第二天，杨德昌还是来给他道歉，魏德圣瞬间感动。

虽然每天的工作就是被骂，连靠墙站一下都是奢望，但魏德圣也坦言，在这里他学到了这辈子最多的东西。

直到现在，每次自己在拍戏过程中想要松懈的时候，魏德圣就会想到如果是杨导在拍这部电影，这个镜头能过吗？

谈到《赛德克.巴莱》因资金缺乏一度难以维持拍摄，但他依然在跟自己的老师比赛，想到《牯岭街》当时也因资金问题拍摄困难，坚持拍摄8个月时，魏德圣坚持拍了10个月拍完整部电影。

虽然和杨德昌有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但他讲到自己因工作原因去美国时，特意抽出时间翻墙去看望杨德昌的墓碑时，我们知道，在他的心里杨德昌是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

张震承认自己做演员和拍《牯岭街》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牯岭街》让张震感受到了大家为了同一件事情在努力、在工作的感觉。

十、五六岁打工时，张震选择去杨德昌的公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大家庭。

《牯岭街》中的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当她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牯岭街》时，那个震撼的感觉，让她选择了“做电影”。

此外，杨德昌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还有《牯岭街》的编剧鸿鸿、杨顺清、《独立时代》的副导演陈以文、王维明还有女主角陈湘琪，《一一》的制片人陈希圣等。

很多人提到过杨德昌的语言能力不如他的绘画能力。

有一次，柯一正问他《青梅竹马》要拍什么，他说拍侯孝贤在路上走，进电梯，电梯门打开，侯孝贤没出来，电梯门关，再开再关再开，他出来。

当时没人明白他在讲什么，后来片子出来大家才知道，他说的是一种状态，是镜头语言。

鸿鸿说，这个时代慢慢追上了杨德昌，和他最开心的距离是做他的电影观众，因为和他工作太痛苦了，吹毛求疵，山崩地裂。

吴念真说，杨的现场他真的不是很喜欢去，因为太严肃了。

陈圣希找朋友来做助理导演，结果这个朋友看完就说你们这边好恐怖，我还是不要来了。陈希圣问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么大的现场，一百多张办公桌，全剧组没一个人敢坐着……

《牯岭街》后期配音时，张震刚好是青春期变声，有一次效果出不来，杨德昌就在录音室门口大喊：“张震，出来，我们两个到外面单挑！”制片人马上回了一句：“他才14岁啊，你有神经病啊！”

2000年，《一一》在戛纳拿了最佳导演奖，杨德昌回到母校交通大学办台湾首映。电影开演，有个记者跑到银幕前举起摄像机要拍前排观众。杨德昌大喊一声，“我操你妈的B！”，随即冲过去踹那个人，一路把他赶出去。

在他看来，谁都不能打扰电影。

他曾把陈湘琪扣下来练台词一百遍直到第二天清晨，但自己也在办公室一旁坚守着，虽然这场戏最后完全被剪掉。

杨德昌是漫画家，每个镜头翻出来他的分镜脚本，跟画面都一模一样，甚至连演员的表情都一样。

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严谨、绝对不妥协，所以他和每个人都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是一群“差不多先生”，只有他一人在追求绝对中的绝对。

《十年，再见杨德昌》通过对这15位杨德昌子弟兵、战友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杨德昌。

学习到了许多电影拍摄现场的处理方式，如杜笃之讲到《牯岭街》中，杨德昌是如何学习塔可夫斯基的。

《十年，再见杨德昌》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蓬勃向上、人才辈出的台湾新电影黄金时代。

每一位电影人都让我们感动，杜笃之讲到全台湾的第一套录音设备，是侯孝贤自己借了一百七八十万送给他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十年，再见杨德昌》记录的不仅仅是杨德昌，而是和他有关的一批人，是一个时代。

姜秀琼或许是最了解他的人，她说自己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她知道，杨导肯定不喜欢。

她说，我没有看到他，真的好好享受过生活。

杨德昌去世时，心爱的儿子才7岁。

他这一生所有极度的愤怒和极度的喜悦都来自于电影。

有人说冲动是魔鬼，但对于杨德昌来说，冲动是它所有创作的源泉。

杜笃之说，你要理解他，一个人脾气那么大，惹那么多人讨厌以后，他还是那么倔那么野蛮，那可不是简单的情商低。当然是自私，谁不自私，那你看他的电影，被震撼之后呢。

《牯岭街》剧本的准备耗时3年。

构思《一一》的故事，杨德昌花了15年。

吴念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王八蛋，拍片速度太慢了，不然怎么会只有那几部电影呢”。

杨德昌在短暂的生命中仅仅留下了七部半作品。

他点燃了电影，电影也燃烧了他。

十年之前忽然传来的噩耗令多少人唏嘘不已，至今仍无法相信。

但与杨德昌最好的距离不就是做他的观众吗？

他走了，但“爱与希望不死”。

他走了，但杨德昌电影不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作者：杉姐 合作转载请豆邮，或联系微信公众平台《1895电影评论》（id：aizai1895）

原以为会很久才会看完，做翻译的这几天，细细梭梭就看完了。这么多人无一例外都在回忆天才和魔鬼一体的杨德昌，不同的片场故事、相似的行进模式听着竟也不觉烦。

最喜欢陈希圣那期，那种活灵活现和乐观开放的心态让我特别开心。原子小金刚的段子可以看一百遍。那句 「不要马戏」以后我也要时常拿来激励自己。

鸿鸿是这里唯一一个坚持认为导演很多做法不对也不为他找借口的人，特别坦诚，说自己没法和杨德昌共事。看到他说杨德昌和张曼玉约见面，只因为张曼玉想在来台期间顺带参加成龙的一个活动，杨德昌就不开心了，取消了和张曼玉的见面。「色戒」也就再没下文。 这段看完好生气。这并不涉及艺术理想和电影品质的追求，单纯就是别扭的小孩子脾气。讨人嫌，别人也拿他没法。

这一段是我最赞同“与杨德昌导演最好的距离，就是做他的观众 ”的时刻，也是我最不喜欢他的时刻。

但是他对陈湘琪说follow your heart，因为魏德圣的片子说，“希望你们，也可以一样，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到。” 看得又让人莫名生出一股勇气和斗志来。就觉得啊，世上曾有过这样一个厉害的人，指引过那么多年轻人，现在以及以后都在用他的创作继续指引我们。

姜秀瓊说，要是杨德昌在世，肯定不同意拍这样的纪录片，因为他注重隐私，也不想别人过多议论他。但还是很感谢这些访谈把杨德昌从神变成了人。而做人明明是更加可爱、有趣，又让人无可奈何的。

非常感动，接受采访的每个人都深深的懂得他，并成就他。尤其是杜笃之说我们都是平凡人，和他这样不凡的人合作就是会有冲突，还有从从讲到在片场余为彦会摸杨导的头安抚他说放心啦我会搞定的。小孩子心性、单纯、执着，在懂他的人看来，爱发脾气的缺点都变得可爱。虽然他的生命短暂，却也精彩，并以永远不褪色的电影艺术被别人记住。以及纪录片的配乐很棒，不抢戏也很温柔。

缅怀杨德昌导演逝世10周年而创作的访谈式纪录片，采访和杨导合作过的圈内好友，全方面回忆解读和杨德昌导演共事时候的感想。 1，柯一正。柯导对杨德昌评价很高，回忆起两人初识于11个女人，合作于光阴故事。对于杨导电影中的人物塑造材料直呼比电影剧本都厚，个人觉得柯导对于杨德昌的评价是中肯的。大量的走访调查，目的是让人物的行为举止以及正在进行的事件呈现真实状态。举例说明了青梅竹马里面的男主发小开计程车时候，右手一直带着白手套，因为右手离空调出风口近，早年的棒球国手投球时候落下的病根。 2，余为彦。制片人余为彦谈起和杨德昌的初识因为自己哥哥和杨德昌是同学，通过哥哥才认识杨德昌，在聊杨德昌的时候，余老还是很维护的，字里含间能够听的出来，杨德昌开始接触电影确实是有想过拜哪个山头。拍十一女人是余老介绍给张艾嘉，之后聊的最多的是牯岭街，几乎没人敢接牯岭街道具的活，自己是制片兼道具组。对于好友杨德昌的火爆脾气，余为彦直言杨导不骂人时候自己反而觉得不自在。

3，小野。和杨德昌相识主要在前期，最后因为性格原因，确实不敢再和杨德昌合作。作为中影公司的接洽代表，在公司和才华导演之间周旋。回忆起当年折中斡旋《海滩的一天》，因为拍《光阴故事》的时候，杨德昌对于中影集团的团队有意见，所以在拍海滩时候明确表示不要中影的摄影，最后折中方案是小野想出来的，用合作拍摄形式让张艾嘉幕后的新艺城进来，合拍海滩的一天。对于杨德昌的个性，小野在其逝世后，重温其全部作品时候，慢慢能够理解他的极端偏执。两人最后一次合作是《恐怖分子》虽然拿了许多奖项，但是杨德昌对于这部电影作品是没有达到十分满意的。

4，王维明，以杨德昌徒弟身份出场。从自述中得知，王维明大概在大学二年级时候和杨德昌见的面，然后经历牯岭街，独立时代，一起工作10年时间，一直到一一时候分开。应该讲从杨德昌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按照其讲的，几乎每年都能梦见杨导三四次，这种杨式迷雾或许要伴随其一生时间。王伟明谈到了利用价值问题，一场大吵之后分道扬镳，或许是翅膀硬了，或许是被逼迫离开。

5，陈希圣，很搞笑的一段采访，直言做杨德昌的制片就是在伺候皇上，还要揣摩圣意。从大学老师杨德昌到参与一一制作，与观众分析了许多与导师杨德昌的趣事。杨德昌片场暴君名不虚传，拍的好也要说几句脏话，拍的不顺利更要说脏话，换演员，换工作人员那是家常便饭，更有胜者开工第一天就喊人走路。陈希圣能够长时间留在杨德昌身边也确实是心态好，情商高。

6，虞戡平，同为导演的圈中好友，因为当年新艺城和中影共同投资的海滩而相识。27岁出道，相当于前辈身份，又是新艺城董事，因为工作身份使得在和杨德昌交往过程中经量避免了探班接触，用他的话说是保持友谊的纯洁性。对于杨德昌暴怒性格，虞表示看过杨暴怒发火，表示可以理解，因为自己也是导演，也会在片场发火，和杨德昌喝咖啡的间隙，杨德昌怒扇过自己耳光。同为导演的虞戡平看待导演发火这件事，觉得发火骂人，更多的是在责备自己。

7，陈俊霖。关系户陈俊霖跟杨德昌时间比较晚，到一一结束之后，杨德昌成立追风动画公司时候，陈俊霖才加入。回忆起杨德昌第一件事就是让其不要报考影视学校。对于杨德昌的评价可以概括为特立独行，包括做动画时候的按自己想法创作。

8，姜秀琼。从牯岭街二姐角色和杨德昌有交集，之后给杨导工作，随后参与独立时代和一一的拍摄工作。回忆起自己做演员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牯岭街最后，二姐得知小四杀了人，哭着跑到警察局说警察局弄错了的长镜头戏。和杨德昌相处，从像上帝一样崇拜，到敢于挑战上帝，片场和杨德昌发生过争吵。这集是从女性视角来缅怀杨导，聊着聊着就哭了。

9，鸿鸿。初识做《恐怖分子》助导，主要负责道具组以及拍摄协调，可以看出来成事之人还是要和在校学生接触，比如鸿鸿。讲述中说到做布置把家里的东西都贡献了出来当道具，例如自己的所有藏书，母亲的地毯。之后是做牯岭街的编剧，做剧本研讨，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杨德昌，几乎是在推翻中度过。杨导想构建出一幅完整的电影事件，而故事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求用故事去拍电影，而是用电影讲故事。

最后一次合作是独立时代，在口述中，还是因为性格不合导致的散伙。字里行间是觉得杨德昌具有小孩子脾气的反复，和他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看他的电影，而不是一起共事。

10，唐从圣。作为演员接受采访，第一次接触杨德昌是作为牯岭街的群众演员，和观众分析了做牯岭街群演时候的故事。那场戏是小公园开演唱会，化妆换衣服，一直拍到凌晨2点才结束，但是唐从圣说他当时很兴奋。第二次合作机会是麻将男主角红鱼，演的也很有特色。和我们分享了两场戏，一个是在餐厅骂后母，一个是一镜到底的开枪杀人。虽说演的很敬业，但按照小唐说的，当时是不太认同电影剧本设定的，直到多年之后才发现杨导作品有很强的前瞻性，举例说了一下麻将里面对于为什么要独自来到台湾的原因。

11，杜笃之。知音好友的身份出场，不仅仅和观众讲述了和杨德昌的缘分友谊，还介绍了台湾电影声音历史。他和杨德昌的关系像二王并进，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做到了极致，两个人合作更是天下无敌。这段采访的含金量最高，其中的专业素养值得电影人认真学习，虽然时代进步了，科技发达了，但是匠心精神依旧轻易超越不了。

两人从光阴故事开始合作，一直合作到杨德昌未完成的作品追风。分享了不少录音趣事，以及和杨德昌相处时光。对于杜笃之而言，最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好友的最后一面。

12，陈湘琪。是电影《独立时代》的女主角，从牯岭街时候被杨德昌看中，从此带在身边工作，慢慢有了电影感觉之后，到独立时代升为女主角。从幕后转向前台，好像杨导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有演戏经历，只不过男女主角在每部戏里只有那么一两个。在陈湘琪的回忆中，拍完独立时代之后，片约不断，但是她选择的是去美国读书，开拓视野，在面临这种人生抉择的时候，杨德昌对其是抱着支持的态度。对于自己前期的影视表演经历，陈湘琪一直表示当时是懵懂状态，好似独立时代中琪琪给人的感觉一样。

13，陈博文。杨德昌御用剪辑师。回忆起第一次初识，还是在中影时候，杨德昌作为05年的冬天编剧，在中影看过陈博文剪片子，当时陈博文对于杨德昌没有什么印象。后来受邀剪牯岭街，虽然获得十二项金马提名，没有剪辑，但是获得了来自导演的肯定。回忆起两人的合作，陈博文说在自己剪辑的时候，几乎没有要杨德昌烦神，记忆中只记得一次两人有过意见不同，就是独立时代里面的一条长镜头儒家思想讲道。最后是听从杨德昌的保留。

14，张震。张震其实挺搞笑，采访时候知无不言，而且没有任何架子，表现十分不错，让观众看见了长大之后的小四。对于杨德昌的记忆，还是从牯岭街开始，也可以说是杨德昌真正把张震带进了演绎之路。回忆起牯岭街，更多是聊杨德昌用了哪些方法激发演员的表演。比如说找另外一个演员和主演演同一场戏，是不是压迫感十足，演不好我随时帮你换掉。还有小公园复仇那场戏，提前让张震进小黑屋面壁，什么都不讲，张震说当时有被吓到，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牯岭街之后，第二次合作是麻将，张震说当年是去杨德昌公司打工的，负责搞道具，顺便演了一下配角。

15，魏德圣。大佬出场，按照最后魏德圣引用杨德昌的话术说的，小魏在跟过他的人里面虽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却是说到做到的人。初次相识是去杨德昌公司打工，职位是开车兼助理，在独立时代时候跟着杨德昌默默干活，最后被杨导看中，留了下来。到麻将时候，升为副导演，虽然在现场拍摄是被骂的最惨的一个，但是却是学到了不少东西。麻将拍完，魏德圣就离开了杨德昌做自己的作品创作了。个人认为，魏德圣在杨德昌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坚持，包括没钱拍摄时候的坚持。魏德圣举例说了自己的赛德克巴莱拍摄时候，资金撑到三个月就出问题了，最后自己心里默念杨德昌的牯岭街撑了八个月，于是乎让赛德克巴莱撑到拍十个月。

总结：这部带有祭奠性质的访谈纪录片，能够让影迷更好的了解大师级导演杨德昌的电影创作故事。以及对于导演整个人的性格特点，有了一个全方面大概的了解。如果按照杨德昌的标准，观众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受不了的，作为普通人静静的欣赏导演拍的作品会更适合一点。

全集终

杨德昌导演拍摄的每一部电影都获了奖，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听听他的朋友和学生们是怎么说的。

杜笃之：帮助杨导在所有电影里面做道具做配音，合作很愉快，比如需要及时爆炸的气球，嘈杂的环境却又显示出安静，公园里模仿下雨等等。经常发火是因为杨导预先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许多问题。

余为彦：杨导做事认真严谨，对于到来的机会能很好的把握住。

柯一正：片场经常发怒，摔东西，主要是别人跟不上杨德昌的节奏和思维。

小野：周旋在杨德昌与老板之间，协调他们的紧张关系，主要是杨德昌要争取话语权决定权。

王维明：是杨德昌的学生，杨导要求是很严格的，但电影拍出来有很好的效果，就理解了，说明细节就是智慧。之后离开去了广告界发展获奖无数。

陈博文：杨导是令人钦佩的狂妄，有实力的强人是全才，他的批判是感性的，对后辈很照顾，自掏腰包花100多万带领众多新生演员，为《麻将》入围柏林影展感受荣耀的电影人氛围。

陈希圣：杨导血糖低容易发脾气，《一一》拍了九个半月，换了很多演员，很多工作人员，不要会演戏的刻意演员，而是要自然的非演员出演。

姜秀琼：杨导没有享受太多的生活上的乐趣，除了拍电影就是在创作很辛苦的人。

陈湘琪：杨导学理工的要求特别精准，从他身上学到了坚持、不妥协的精神。做事情不用急，就是要把它做好。

唐从圣：大一做了的《牯岭街》临时演员，大五当了《麻将》的主角。惊奇地发现杨导《麻将》里的剧情提前20年被拍了出来了，参加柏林影展打开眼界。

张震：杨导会带美式橄榄球来片场教他们玩，他遇到不合理的现象就会大声说出来，在拍照时会刻意发出呵呵的笑声。

鸿鸿：有时候杨导与别人的合作上犹豫和不妥协，也令他失去了一些很好的机会。

虞戡平：杨导平时是温和的，但拍戏的时候是很暴躁的，不符合要求还会气得打自己耳光。

魏德圣：从当杨导的司机开始做到副导，在鞭策下飞速成长，全程跟着做《麻将》学到很多，在后来自己拍的影片《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当中学以致用。

陈骏霖：当杨导的助理1年半，当时杨德昌在拍摄动画片《追风》，对各种要求都很高，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很执着。

他只有七又四分之一部电影完成，只看了其中六部的时候，在我心中他就是华语电影第一人了。 他的镜头和语言使人生延长了三倍。对于时代的观察和解读准确而富有才华，兼具思考性和美。许多电影里的设计非常前瞻，几乎在三十年后还可以被验证。 如果拿大陆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比较，很难不产生一种感觉，大陆那几位也很重要，也各有才华，但是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那些电影，大多还是沾了题材和国内政治因素本身很大的光，而且大多数题材和土地紧密相连，很少有城市电影，杨德昌正好补充了这个空缺，他的作品几乎都在描写城市的疾病，在关注每一个困在格子间和新道德、新家庭模式里的人。 最近有许多声音在说，中文的凋敝。那边不甚了解，但是我们正在失去我们最擅长且最了解的与土地的连接，这很可惜，新的几代人渐渐离土地越来越远，以后恐怕会更远。而如今二三十年，大陆“农村”的整个概念在消失，城镇化城市化的浪潮下，在当代的文学和电影作品里，我还是几乎想不到可以让人印象深刻的城市作品（也许是读的太少，电影偶有佳作）。能想到把目光关注在变迁，关于县城、小镇、城乡结合部的也只有贾樟柯较为有风格化的样子。我常常觉得，电影和文学作品的表达，要有根可寻，才觉得扎实，才会有扑面的“真”，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是在表达自己。我们应该有配的上这个时代的城市记录者，我相信真正的生命力的种子不会被水泥块压死，有才华的从业者也不会被龙标压死。 同时要说的是，把目光投向城市并不是像光一样投向建筑的表面，而是要像水一样渗透在缝隙里，太过于标签和粗化的描写是没有才华的。描写一个时代，这个概念的尺度和边界太大，越是大到需要用远景，越是要拿显微镜去照，唯有一块块细节的真，才能记录时代的真。要有人物，要有故事，我们已经看了太多数据，我们看够了新闻式的垂直逻辑，而讲故事的笔，最好握在知识分子的手里，媒体是不会讲故事的，他们只会描述“事件”，我们需要故事，我们太需要讲故事的人。所以我们怀念杨德昌。 ——至此看完了他的电影。